【文艺理论与批评】许可 | “越界跨国”下的鲁迅研究——王润华教授访谈
王润华，新加坡藉华人作家、学者，1941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元智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现任马来西亚南方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学术著作有《中西文学比较研究》《司空图新论》《鲁迅小说新论》《越界跨国文学解读》《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华文后殖民文学》《五四在东南亚》等；诗歌和散文作品有《南洋乡土集》《把黑夜带回家》《新村》《南洋文学选集》等。2021年12月11—12日，王润华教授应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之邀参加“世界文明视野下的鲁迅”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结束次日，笔者围绕鲁迅研究的世界性这一话题对王教授进行了线上访谈。
许可（以下简称“许”）：王教授，您好！2021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学界举办了各种关于鲁迅研究的学术活动，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也举办了“世界文明视野下的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您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会议。在研究生国际课程“中华文化在南洋”中，您以“越界跨国”的学术视角为我们讲授了鲁迅在东南亚地区的广泛影响。今天我们的访谈就围绕鲁迅研究这一主题，从“越界跨国”的思路展开。
倪墨炎先生在为您的论文集《鲁迅小说新论》1所作的序中提到，鲁迅是您最喜欢的现代作家，也是对您影响最深的作家。鲁迅最能打动您的是什么？
王润华（以下简称“王”）：从青少年时代至今，鲁迅一直是我最喜爱的中国现代作家。原因很多：他是最具现代性的中国作家，小说与散文艺术结构超强，象征的意义、抒情的叙事、乡土的书写，为我所倾心。我一生中，最值得写的是我在英殖民时代的马来西亚乡下的回忆。我的乡土虽然与绍兴不同，但老百姓悲惨的命运是相似的。鲁迅的《彷徨》《呐喊》《野草》的书写，对我及其他华文作家书写英殖民统治下的南洋热带有着重要启发。鲁迅对回忆的书写、冷静的抒情、对绍兴的乡土书写影响与提升了我们海外作家的南洋乡土书写。其艺术形式和主题不因时代转变而失去意义与重要性，这是鲁迅作品有着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原因。读了鲁迅，会让人寻找自己的写作方向，发挥所长，所以他能够跨越语言，连印尼文、越南文的作品也有他的文学基因。
许：在您早期的鲁迅研究中，还原多面的鲁迅形象，挖掘其作品中的象征主义因素等都是重要的出发点。这呼应了中国学者严家炎、王富仁等在1980年代对鲁迅的重新解读。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与思想启蒙开启了鲁迅研究的新纪元。在新马地区同中国大陆一样，鲁迅作为左翼文化资源长时间被经典化。在这样的语境下，是什么触发您去追寻一个立体化的鲁迅呢？
王：我的《鲁迅小说新论》以及后来的《鲁迅越界跨国新解读》2，尝试去“神化”、破“禁区”，还原多面的鲁迅形象，挖掘其作品中的象征主义及其他西方现代性因子，主要是由于我的西方汉学学术背景。东欧学者普实克（Jaroslav Prusek），欧美跨学科的鲁迅研究，如李欧梵编的《鲁迅及其遗产》3中的研究等，开始把鲁迅的文学作品与人类的文化、思想、宗教、历史、政治衔接起来研究，从广阔的视野与多学科的角度分析。所以我就更解放自己，从复杂的艺术与思想的角度重新解读鲁迅。我在美国与新加坡，了解全世界的鲁迅研究，欧美、日本、中国的鲁迅研究资料都能阅读，帮助我的多元思考。所以当我出版《鲁迅越界跨国新解读》的时候，我提示出版社封面设计用7张鲁迅不同时期的照片，象征鲁迅及其作品的多面性。我要寻找回多样性的鲁迅，他既继承了旧文学如古诗的抒情传统、晚清讽刺小说的社会批判意识，又呈现了国际的文学现代性，因此西方学者也为之震惊，认为鲁迅已跑在西方现代主义之前。
许：一直以来，您将“后殖民鲁迅”作为自己东南亚鲁迅研究的关键词。对此学界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后殖民鲁迅”的论证逻辑，实际上是在冷战结构中被殖民主义默许的、由中国台湾地区传入、1960年代中期后崛起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马华现实主义文学的分庭抗礼。又有论者认为，“后殖民鲁迅”除了批判西方外还虚构了一个“中国中心主义”，批判中国文化作为霸权抑制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且中国和东南亚各国曾经同属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其文化上的互相影响不应被视为“后殖民”关系。请问您怎样看待这些观点及其背后所体现的观察视角？
王：这里我要特别解释，我所谓“后殖民鲁迅”不是说鲁迅在新马文坛或社会带来殖民当地的文学或文化思想。刚好相反，是指西方殖民主义以暴力强制改变新马人民的社会与文化之后，鲁迅在这种殖民主义统治时期与之后的后殖民社会里，发挥颠覆西方殖民主义文化思想的作用。
鲁迅的影响发端于二战之前，与1950年代后从台湾地区引进新马的现代主义没有关系，年代与关联性都不对。台湾地区的现代文学对新马，甚至东南亚各地，在1970年代之前，没有太大影响。只有《蕉风》及《学生周报》，读者少，在左派大潮流中微不足道，谈不上“分庭抗礼”。1980年代以来大量新马华人青年去台湾地区学习之后，到了1990年代，现代主义写作者才开始多起来。即使在今天，新马文坛走现代主义路线的仍是少数。大陆学者常常被误导，那是由于21世纪以后在台湾地区学习的马华作家与学者活动力很强，喜欢与大陆交流，资料流传到大陆的多，造成错误的影响。
我自己经历过这些年代的写作，也是弄潮儿。我是新马最早一批接受台湾地区的现代主义洗礼的人，比我早的只有黄怀云等几位，但他们1965年前后回返大马，几乎全停止写作了。新加坡就更少、更迟受台湾的影响。今天五十岁以上的新马作家，即使受过台湾地区的现代主义的影响，我们的血液中也还有很浓的大陆五四文学的传统。今天太多论述都把台湾地区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夸大了，年代混淆。其实新马一些以现代主义写作的都具有中英文阅读能力，他们的现代主义是由阅读英文书籍而来，不一定来自台湾，这也是很多学者论新马现代主义的一个陷阱。
我自己从没有说过，也不认同鲁迅的影响力是“殖民霸权文化”。21世纪之前大陆有几位学者，研究很草率，去新马走一遍，得到一些资料，就马上发言立论。这样往往会误读或歪曲东南亚的文学现象、误解别人的论述。东南亚即使到今天也还是一个后殖民社会，变得驳杂与多元，那是指被殖民主义强迫改变当地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的文化思想，甚至语言文字。譬如很多新加坡人至今只能用英文书写，思想生活习惯很西化，但我们还是继承了中华或亚洲文化的优良传统，创造出新品种的文化与文学。像新加坡，采用并改良后殖民的政治与管理系统，结合了亚洲的本土特征，打造了今天以华人为主要人口的国家的典范。
我的论述中也不存在“中国中心”一说。二战前，马华文学界有人指责鲁迅的影响力是“殖民霸权文化”之说，一定要重置于原来发生的文坛生态里，绝不能断章取义。这些人指责鲁迅的影响力犹如“殖民霸权文化”，那是指他的影响力超大。现在我们重读《新马华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中二战之前写的文章，绝大多数作家都推崇鲁迅为最经典的作家。但是以郁达夫为首的作家，眼光超前，认为不能人人都是鲁迅，新马作家应该多写新马本土题材的文学作品，创立马华文学的独特性。所以这个问题不能孤立来论，要多视角来看才能明白其中原因。要了解当时的情况，必须阅读郁达夫所写的《几个问题》《我对你们却没有失望》与《我对你们还是不失望》。那些受郁达夫影响的年轻人，现在都被肯定为有南洋代表性的本土作家，其中有来自大陆的新移民，如左派的铁抗、冯蕉衣、王君实，新马土生的如温梓川、苗秀与威北华。论述曾经被殖民主义政府统治过的亚洲或非洲国家，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我们都用“后殖民”来形容，那是因为殖民主义留下很多“殖民遗产”。如果我们视而不见，那就不够深入了解为何鲁迅在东南亚会如此，我们的华文文学会如此。
许：在新马及整个东南亚地区，“左翼鲁迅”一直占据主导，承载着民族意识与殖民抵抗精神。相比之下，鲁迅思想中的启蒙意识，“中间物”的概念以及孤独、绝望、怀疑等复杂的精神内涵则被忽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世界文明视野下的鲁迅”国际学术会议中，许德发教授考察了“五四鲁迅”在1920年代马华文坛的轨迹，并指出1930年代后“五四鲁迅”在马华社会依然存在的事实，继而期待学界的进一步突破。在您的学术视野中，鲁迅在东南亚社会有着多元的声音，在政治、社会、生活等领域发挥了广泛影响。请问您认为“五四鲁迅”在1930年代后的马华文坛有哪些存在的轨迹与具体影响？其启蒙意识、“中间物”的概念、悲观与怀疑等精神思想在东南亚的历史与现实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王：您说比起“左翼鲁迅”，鲁迅思想中的其他内涵没能在东南亚产生更大影响—不对的，不能因为我最近常常研究左翼鲁迅而被误导。鲁迅在东南亚华人及其他族群社会中发挥了更广泛、多样的影响。
鲁迅的影响绝不限于左派的文学、社会与政治。东南亚的鲁迅研究也与时俱进，顺应社会与文化演变，强调与发扬鲁迅作品的多元价值，这就是我论述中的“鲁迅多元声音”。从二战前到战后，鲁迅作品都是中学课本必选内容，因为在他不同的文章中有各种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新马社会不断转变而需要阅读不同的篇章，除了左翼鲁迅，鲁迅的启蒙意识、国民性批判、多元文化知识、国际主义等都被一一发扬，反殖民政治性的鲁迅只是其中一种。进入21世纪，新加坡教育部在2000年以后规划华语文教材，重视启蒙、教育、多元文化，所以选了《风筝》《藤野先生》《鸭的喜剧》。鲁迅为什么始终在新加坡的“华语文”课本中存在，无论在殖民时期、后殖民时期、独立以后建构多元民族社会的华族文化时，都有他的声音？就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中华经典的文学性，同时具有语文学习、文学教育、文化熏陶的功能，也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文化关怀。其实我在以前的论述中已经回答了您上述的问题，可找到鲁迅被挖掘出的各种价值和意义。4
“五四鲁迅”在1930年代后的马华文坛有启蒙意识、“中间物”的概念、悲观与怀疑等精神思想。由于1930到1940年代，甚至以后的1950到1960年代，关于新马文坛的资料多由左翼文人作家所掌控，方修就是一个例子，鲁迅的启蒙意识、“中间物”概念、悲观与怀疑等精神思想的影响往往被忽略。鲁迅是一个多文学思想、多文学理论的人，他喜欢叔本华的哲学，翻译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爱好厨川白村，翻译了《苦闷的象征》与《出了象牙之塔》；西方的颓废主义、象征主义他都推崇。在新马这方面，关于他的启蒙思想，我曾谈过对黄孟文的影响，尤其黄孟文的《再见蕙兰的时候》就是受鲁迅作品中的农村经济描写与女性启蒙主题影响的产物。鲁迅《野草》中朦胧、悲观、具有怀疑情调的散文，深深影响了马来西亚作家云里风的散文。鲁迅杂文中的“中间物”概念在陈雪风作品中处处可见。
许：您中后期的鲁迅研究以国际化的视角考察鲁迅对东南亚政治、文化、教育等全方位的影响。这种“越界跨国”的学术视野与方法恰好补充了中国大陆的鲁迅研究在这方面的缺失。除此之外，您认为当下中国大陆的鲁迅研究与东南亚乃至海外的鲁迅研究之间有哪些值得相互借鉴的因素？
王：中国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评论与研究，到了21世纪前后，开始出现很棒的权威学者，如刘俊、朱崇科、郭惠芬、金进、张松建、南治国，等等。这时大陆开始进入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新纪元。
当下中国大陆的鲁迅研究与东南亚乃至海外的鲁迅研究之间，值得相互借鉴的地方很多，我自己注意与研究的，就有很多课题，比如我编辑的《鲁迅在东南亚》文集，把鲁迅在东南亚的影响扩大到全世界，然后与中国的情况比较：（一）鲁迅对世界各国文学、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影响；（二）世界各国的鲁迅研究；（三）鲁迅对世界作家小说、散文创作具体的影响例证、基因比较；（四）鲁迅作品的马来文、越南文、印尼文、泰文、菲律宾文及世界其他各国的文字翻译。这样就能建构出鲁迅文学基因的世界性，以比较的视野考察中国的鲁迅与世界各国的鲁迅在各方面的异同。中国的儒家哲学成为世界文明、《红楼梦》成为世界文学经典也是经过了这样的交叉研究过程。
2009年周海婴主持的“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中第一部分“鲁迅社会影响在中国”与第二部分“鲁迅影响在海外”，把鲁迅影响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亚洲、欧洲、美洲等全球各地。我写了鲁迅在海外华人、华文世界的社会影响，其他学者写了鲁迅在其各自居住国的影响，如此考察各国的鲁迅社会影响的异同。鲁迅从一位中国作家，提升到一位国际性的世界作家，他虽用中文书写，但其意义是世界性的。这是寻找与了解鲁迅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影响的途径，确定鲁迅是一位从乡土出发的世界性大作家。
我写过《新马华文学教科书中的鲁迅》，越南学者杜文晓写了《越南中学语文课本里的鲁迅作品》5，韩国学者朴宰雨、日本学者藤井省三都有这类研究论文。如果把中国与世界各国中学课本中的鲁迅作品做分析，我们可比较出世界各国教育核心价值的异同。
我在《鲁迅越界跨国新解读》以及《鲁迅在东南亚》二书中以区域与国际的视角考察鲁迅在中国以外世界各国“越界跨国”的研究，这是中国大陆所缺少的研究方法。中国大陆的鲁迅研究界三十年来出现了一些很有专业学术素养的学者，他们分析能力强，也具有国际视野，如果加入国际特别是东南亚的鲁迅研究，相信会有更多突破性的进展。简单地举例，从大陆来新加坡跟我读博士的学者如现在中山大学的朱崇科、目前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张松建，还有常到新加坡做讲学与研究的南京大学的刘俊，他们都对“东南亚鲁迅”作出了新贡献。国际化的鲁迅研究已出现系统性的新趋势，最近由苏州大学汪卫东教授主持的“域外鲁迅传播和研究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1909—2019）”项目开始启动，其中就有东南亚鲁迅研究。域外鲁迅传播和研究文献的搜集、整理及资料库建立后，中国大陆的学者即使在国内也可利用东南亚或其他国家的鲁迅研究资料。中国的视野与东南亚的视野交叉考察，会出现新焦点与新意义。我十分期待中国大陆新一代的鲁迅学者加入这个分析、比较、跨学科、跨国界的鲁迅研究。
许：您在2017年出版的《鲁迅在东南亚》的序中提出了建构“东南亚鲁迅学”，并希望国际学者加入该课题的研究。请问时至今日，国际学界在此课题上有了哪些新进展？就该课题的研究现状而言，您认为目前还存在哪些不足，对于完善该课题还有哪些期待？
王：《鲁迅在东南亚》的出版以及我在序中提出的建构“东南亚鲁迅学”，引起世界各国很多学者的兴趣。每个国家，各个学者群，都会有相异于中国的鲁迅阐述。这种“越界跨国”的构想，早在西方汉学界开始。比如1980年代前后，李欧梵在美国注意到西方汉学家热衷于从跨学科角度研究鲁迅，便邀请了十几位西方学者，包括政治学的亨特（Theodore Huter）、东南亚与苏联史的何大卫（David Holm）、远东史的戈曼（Merle Goldman）与亚洲思想史的爱博（Irene Ebert）等非文学研究者共同研究，最终出版了《鲁迅及其遗产》。中国当下鲁迅研究界人才济济，组织力强大，应该把世界各国的鲁迅学整理出来，这是个人的研究难以完成的。幸好有我上面提到的苏州大学汪卫东主持的“域外鲁迅传播和研究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1909—2019）”，如果能成功地完成，再与中国的鲁迅研究衔接比较，就能把鲁迅提升到伟大的世界性作家地位。
再说我主编的《鲁迅在东南亚》，选择性地收集目前为止东南亚各国学者与文化界人士发表的论文。这些论文主要产生于殖民与后殖民时代的东南亚，所以更强调鲁迅作品反殖民的社会性价值，而非文学艺术价值。而且很多作者缺少严谨的学术理论与分析方法，多以个人的感受为准。其实我最大的目的，是要引发学术训练完整的新一代学者，重新以更客观、更学术的方式进一步建构“东南亚鲁迅学”。希望中国大陆与其他各国学者参与诠释“东南亚的鲁迅”。比如有大陆与美国学术背景的历史学者刘宏，先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任教，他的论著《论中国对当代印尼文学的影响：以普拉穆迪亚·阿南达·杜尔为例》6中的鲁迅论就很特别；以“海外华人研究”著称的王赓武的《鲁迅、林文庆和儒家思想》7带来超越新马学人的超强透视力；马来西亚学者谢师坚的《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8，因为是在厦门大学写的博士论文，能利用东南亚与大陆的鲁迅资料，其论述思考又达到创新的境界。
许：下面想了解一下您最新的研究情况。您曾提到，继《鲁迅在东南亚》出版后，将出版《老舍在东南亚》《郁达夫在东南亚》等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与东南亚文学关系的系列著作，目前有哪些进展？老舍和郁达夫的研究在您的学术思考中有着怎样的意义？
王：我有多方面的研究兴趣，从中西比较文学、世界汉学、中国古典诗学、中国现代文学到东南亚华文文学。所以东南亚的老舍与郁达夫的研究进行得很缓慢。
我注意到老舍的文学生命早期在国外的隐形发展。在英国及东南亚地区的生活经历与大量英国文学中殖民地题材作品的阅读，启发了老舍的另类民族文学想象。虽然他是中国作家，但他的艺术技巧与文学想象和当时英国几个大作家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在伦敦的创作如《二马》与在新加坡创作的《小坡的生日》，可以构成一个“域外的老舍”。这是解读“中国的老舍”的一种重要的方法。我的《老舍小说新论》就是这种诠释的实践。我以康拉德热带丛林书写来解读老舍《骆驼祥子》就是很好的例子。郁达夫到了南洋后生活方式的蜕变与其伪装人生，具有非凡的浪漫主义意义。这是了解“拜伦式的英雄”郁达夫一生的关键点。拜伦的经历与创作，对考察“拜伦式的英雄”郁达夫的事迹有着重要意义。
建构“域外的老舍”与“南洋的郁达夫”是我从南洋回看中国的治学方法之一。我最近在一篇纪念五四新文学一百年的论文《五四南洋想象与东南亚南洋想象对话之后》中提到，南洋华文文学一直受中国作家影响，但东南亚作家的南洋想象，最后也回归大陆，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南洋是受中国影响最早最深的海外地区，中华文化早已生了根。正如我在北师大的“中华文化在南洋”系列课程中所讲到的，南洋的中华文化也影响了中国，这是我一生研究的课题之一。
许：在近年来的中国大陆，鲁迅成了消费文化、网络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资源。商家打着鲁迅的名义做广告宣传产品，网友模仿鲁迅的文字风格针砭时事，以鲁迅为题材的漫画、音乐、表情包甚至周边产品层出不穷。各种伪造的“鲁迅名言”也在网络上流传开来。新马与东南亚地区是否也存在此类现象？您怎样看待消费文化下的“鲁迅现象”及其带来的利与弊？
王：鲁迅在中国大陆成了消费文化，我深深感受到了。我去过绍兴的咸亨酒店，也住过绍兴的五星级咸亨大饭店。文学家鲁迅已变成了家喻户晓的通俗文化。在西方，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与《顽童流浪记》也是如此。在中国，鲁迅变成了旅游与网络消费的文化，而中国大陆成了东南亚人民旅游的最热地点。这也让很多老百姓认识了鲁迅的伟大。
相比而言，鲁迅在东南亚还没有到这样通俗的程度，这几十年倒是成为高等学府学生撰写论文最流行的题材。我几乎每年都需要指导学生撰写关于鲁迅的论文，这是学生自己选择的论题。
在东南亚各国，除了新加坡，其他国家华人人口不多，而懂中文的更少，虽然很多人都知道鲁迅的文学成就，但目前鲁迅还进入不了当地的消费文化、网络文化。然而网络没有国界，你刚才提到的中国大陆的广告宣传产品，网友模仿鲁迅风格针砭时事的文字，以鲁迅为题材的漫画、音乐，当然也开始进入东南亚华人圈，大家觉得很新鲜。我们研究鲁迅的学者觉得是一件好事，一些人会被启发而认识鲁迅，进而阅读鲁迅。他们没机会在纸本书籍中阅读鲁迅，至少可以在网络知道这位国际性的中国文学大师。
在东南亚的华人社群与文化中，鲁迅仍然有巨大影响力，受大众欢迎。开放给大众参与的文化活动中，凡是与鲁迅有关的展览、演讲，都很受欢迎。我早在1996年曾经邀请周令飞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做一场演讲，他对东南亚的人来说很陌生，但一说他是鲁迅的孙子，大家就有兴趣了。南洋理工大学地点偏远，但听众还是从四面八方过来听讲，希望见到鲁迅的孙子。后来我把他推荐给马来西亚的南方大学学院董事会，请他在毕业典礼致辞鼓励年轻人，也造成了轰动。2019年我们在吉隆坡举办了两天的鲁迅研讨会，在马来西亚华人团体的中心地点中华大会堂。虽然是学术性的，但每场都有两千人以上，包括各种年龄层的听众。周令飞也被当作明星级人物受到欢迎。在商业、科技的世界，文学力量能如此强大，这是令人鼓舞的事。
许：您认为在当下的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社会，是否还有建构经典化鲁迅的必要与价值？鲁迅精神在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华人社会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王：这是可以肯定的。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社会，还有建构经典化鲁迅的必要与价值，就如英国不能没有莎士比亚一样。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品牌文化。就以我的“南洋的鲁迅”分析而言，鲁迅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社会中都具有普适性价值。鲁迅及其思想在殖民统治的社会、后殖民的多元文化社会，乃至二战后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反殖民的社会中，都能提供文化连结之处，在东南亚各国独立后走向去殖民化，直至国际化的时代变动中仍葆有存在价值。
现在回顾，1917年新文学运动以来，没有任何作家具有如此可探讨的宽广面，提供各领域学者思考的天空。20世纪末以来，大家高喊要去除鲁迅神话，但在西方，即使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鲁迅也始终是唯一的神话性中国现代作家。1999年6月，在20世纪只剩下最后200天的时候，《亚洲周刊》编辑部邀请14位来自全球各地的华人学者、作家，联合评选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尽管中文小说百年来在文学潮流、美学经验、创作技巧与文化面向上变化无穷，鲁迅的《呐喊》仍然夺得冠军。
鲁迅应当被冷静认真地当作文学家、思想家等来研究。鲁迅就是一块学术磁铁，欧美、大洋洲等海外地区的学者多数都撰写过有关鲁迅的论文。周策纵、王赓武、夏济安、夏志清、李欧梵、王靖宇、林毓生、王德威、刘禾以及诸多非华人学者，都用各种文字发表过重要的鲁迅论述。像作家白先勇，也对鲁迅有着独特的见解。
如今中国大陆已经崛起。全球各国也开始追求软实力，力图在物质文化基础上构筑一座精神文化家园。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设立推广了中华语言与文化。从推崇古代的孔子到现代鲁迅，世界各地的华人传播着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建设着文化软实力。当代经典化鲁迅的形象建构在无形中提升、推动中华文化软实力，并将其推向世界。
1 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9年版。本文注释皆为访者所加。
2 （台湾）文史哲出版社2006年版。
3 Leo Ou-Fan Lee ed., Lu Xun and His Leg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4 参见王润华：《鲁迅在海外华文世界》，周令飞主编：《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王润华：《新马华文教科书中的鲁迅作品》，《越界跨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王润华主编：《鲁迅在东南亚》，新加坡：八方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
5 2016年9月22—25日由鲁迅文化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等联合主办的“鲁迅文化论坛”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迄未正式发表。杜文晓，越南作家、学者，现任教于越南河内国家师范大学语言与文学系。
6 参见刘宏：《中国—东南亚学：理论建构·互动模式·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7 参见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8 谢师坚：《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槟城：韩江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